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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叶圣陶赞扬吕叔湘译笔的纯美，“一方面保持原作者的美质，一方面融化为我国的语言”。原著的意趣、质地，那是原作者的功劳，而本国文字即母语的感知，则是翻译者的贡献。
   
    苏东坡说：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；作诗必此诗，定知非诗人。文学翻译，也应参透此间的深意。
   
    自林纾以来，伍光建、戈宝权、韩侍桁、傅雷、曹靖华、朱生豪、汝龙、王平陵……他们的译文是可以放心出门，又能坦然回家的高手，有的更臻于化境，就算有阅读外文的能力，读他们的译文，仍是一种上佳的享受。
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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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民国初年，出现很多有趣的译名，在严复的学生周越然的笔下，夜莺nightgale译为耐听哥儿，休闲约会处assignation译为安息耐性，淫乱dissipate译为的系败德，Lavrille译为懒无力。发音的音节套印语义，当时好多人有此习惯和兴趣。周越然说他的老师严复的译文“读起来好像是创作，总觉得容易懂些”，实在很有他的道理。
   
    英文天使一词Angel，早期译作安吉儿，后又作安琪儿，很有亲切的画面感。
   
    Inspiration今译灵感，原意是指风吹动帆船之帆，促船前行，有一种默示的意思在里头，出乎自然，得来全不费力。灵感当然是最佳的翻译，还有译作“神泉”的，民国初年译作“烟士披里纯”，很有小众化、象牙塔的意思，好像一幅烟雾围绕的绅士在寻求神示的画面。
   
    烟草在明代传入中国时，被当成治病的药草看待。原文是西班牙语tobaco，在中国早期译作淡巴菰，或淡巴姑。清代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谓：“吕宋国所产烟草，本名淡巴菰，又名金丝薰。”
   
3
   
    外国人将中文译为外文，颇多笑话，最著者，乃是将歇后语“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”，译为：一个打着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。本来原文是形容某种叛逆性格，是一句古传的熟语，结果译文仿佛很有诗意、很有哲学意趣，其实全不沾边，真可谓离题万里。译文与原文出入如此巨大，令人惊诧。
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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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Men in the olden times used to say，早年看到这个短语，颇感兴趣，写以示人，那些号称英文过多少级的人，翻译出来真是五花八门，有谓“旧时代的人们说的”，有谓“先前的男人总是说”，甚至有译为“老男人曾经这么说的”……不一而足。丁亥年盛夏，在四川眉山开会，得遇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中文系主任汉学家冯铁先生。会间闲聊，将此句写以示之，他思索俄顷，脱口而出：“古人云”。这确是一字不易的妙译。他的英文基础雄厚，而中文修养亦甚到位，两者合成他的优势，中西打通，绝无捉襟见肘的窘态。
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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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，当年在徐志摩笔下译为翡冷翠，试快读一过，音节都是相仿佛的，但徐译却有一种诗人特别的会心和感悟在里头。诗意兼具画意，也是音义相协的佳译。
   
    英国大诗人艾略特，在钱锺书先生《围城》里头译作“爱利恶德”，快读一过，音节极相似，但小说中是为了匹配人物性格的需要，半开玩笑的翻译，音义重合巧不可阶，收到特殊效果。
   
6
   
    苏曼殊以为，英吉利与华语音义并同者甚众，他举出不少例子。其中也很见曼殊先生的妙趣和巧思，但如果说先天的不谋而合，则不免牵强。事实上是他竭力以音义相同的字眼去贴近原词：fee－费，sue－诉，tow－拖，reason－理性，season－时辰，book－簿，mead－蜜，nod－诺，pay－赔，pee－皮（见1991年广东影印版《苏曼殊文集》）……其中既有名物，也有意识形态的概念词汇，亏他慧心寻觅，一一对号入座，居然也颇说得过去。
   
7
   
    日本人名字，因受中国古典文化熏染灌溉，像是咏物诗中的截句，画意深处，仿佛一首浓缩的短诗，譬如松尾芭蕉、川端康成、井上红梅、森鸥外、小林一茶、井原西鹤……至于其军国打手如松井石根、梅津美治郎、重光葵……之辈，名字诗意盎然，让人想起松间沙路净无泥，古渡春深，重彩的油画等等美妙的画面境界，但他们辜负了这样至美的汉字，走到相反的嗜杀的极端。
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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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明清时期中国和外国交通往还渐频，但直到清末民初，才将外国国名美化，所采用的都是气象高华的字眼，譬如，英吉利、美利坚、瑞士、瑞典、意大利、法兰西、德意志、芬兰、挪威……语词选择寓意深远、用意至诚。而在晚清时节，瑞典作绥林，挪威作那威，丹麦作领墨，芬兰作分兰，瑞士作绥沙兰，德国作普鲁社、热尔玛尼亚、日耳曼，意大利作意大里亚、伊大里，奥地利译作奥地里加，都是不统一的音译。
   
    在林则徐时代英国已译作英吉利，或英伦，智利已作智利，美国作育奈士迭国，或做弥利坚国，又作美里哥。
   
    这些是在头脑明敏的知识分子笔下，而在清朝廷，夷狄观念深重，头脑深度封闭，眼界严重模糊，晚清专制者对列强的态度是从疑忌自大转向依赖畏恐，对外国国名翻译也随之而变。早期，列强的国名或加反犬旁，或加口字旁，如咪夷，夷。
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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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，如《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》《追寻现代中国》等，写法上别具一格，寓判断于叙事之中，以讲故事的笔触从容推进他的观察和心得，仿佛将史事重现于纸上。此种特别的叙事方式将之与他人区分开来。关于历史和文化的解释，关于文化背后的历史必然，都循循善诱地附着其中，成就斐然。国内一家出版社将其研究系列十数部陆续翻译推出，本来这是好事。然而可叹的是这些译本大多牵强支离，文气断裂；拼凑之痕，每不可掩。中文在这些译者搬弄之下，就是不听使唤。本来很有价值、叙述尤见创辟的历史著作，因为译本的关系，使其失色不少。这和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《重申自由》那一套西方现代思想译丛一样，都是将上等好米，煮成了夹生干饭。一系列难以下咽的“成品”，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   
    史景迁的《王氏之死》系研究清代前期社会底层卑微小人物命运，引用了不少县志之类的资料。这些资料在往回翻译时，因县志大多无标点，需译者代劳，结果就出现了不伦不类的断句。“大兵破城，屠之官长。俱杀绅士、吏民，十去七八。城之内外，共杀数万余人。”实则就算断句能力柔弱，也可根据逻辑关系判断，显然应是：“大兵破城屠之，官长俱杀。绅士、吏民，十去七八……”。
   
    这部译文，因译者中文生硬，而没有丝毫行家里手的圆融，尤其by、must等词汇的照章翻译，逐字逐词地死译，使得句子毫无弹性，疲弱不振，读之头胀不已。这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被动语势，和传统中文的优势背道而驰。在审美一端，更是大打折扣。既难臻雅致高华，也远离明白通畅。